发布时间:2016-04-14 12:10 我来说说 我要投稿
2013年9月,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在微博中发布一句“癌症面前,人人平等”激起千层浪,很快他患癌的消息传开。17月后,李开复病愈重新恢复工作,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满负荷的、密集的安排行程。他说患病的经历让他对人生进行了重新思考,悔悟过往,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感悟呢?
后悔曾经过分追逐名利
整个生病过程中,我重新体会最深的就是“影响力”这三个字。这是我过去所倡导的,能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,就靠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。影响力越大,做的事情就会越好。理论上这是对的,只是一旦你开始追求影响力,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影响力来评估,就会变得比较现实。比如,今天要不要见这个创业者,取决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潜力;我见哪位记者,通过他们面向的读者群多少来决定。其他的可能就不见了。
这次生病让我感觉到,癌症面前人人平等。其实世界上每个人的价值跟灵魂是一样的,我凭什么只通过影响力做这种价值判断?一场演讲没有一千个人我就不去,每天微博不新增一千个粉丝我就不开心。这就变成一种功利世俗的追寻。
我生病后不断地思考这类事情。记得有一次去佛光山请教星云大师几个问题,我向他提的其中一个问题是:“如果一个人觉得追求影响力就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,因此不断追求,把这个当成主要甚至唯一的追求,这是否会陷入名利的怪圈和负面循环?”
星云大师一般在公开场合都非常和善,但是那次跟我一对一闭门的时候却跟我说,说这个话是自己骗自己,人真的没有办法剥离这种名利。他说,我说的话是自己骗自己,这对我有一定程度的点醒。
我开始想,过去是不是做得太过了?过去有学校请我去演讲,场地不够大,只有两百人能听到,我想算了;有创业者跑到创新工场来,虽然很执着但不见得靠谱,我们把他拒之门外;或者去演讲有学生追着车子要送我礼物,司机问我要不要停下来,我说不要。
现在就想,凭什么觉得两百人就不能跟我交流?为什么我们要让创业者苦苦地等?为什么我就可以傲慢地不让司机停下来?现在再想这些事情,就会比较放得开。公司做事还是要尽到职责;我自己的时间还是要自由支配,只要有缘能够认识,时间允许,不伤害身体,谁找上门来我都可以交流,来者不拒。
刚生病那会,我会想,“为什么是我?我做错什么事?为什么轮到我得癌症?我做了很多坏事吗?是因果报应吗?还是其他理由?”思考很多,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我们不能理解。一个人说我要来改变世界,本身就是一种傲慢。所以,我会重新思考这个命题。世界因你不同,这句话是可以的,但是变成我要改变世界,这个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傲慢存在。
后来读很多书,包括跟星云大师沟通,我悟出来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:一个更符合我们渺小地位的思维方式是,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,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做,世界会不会变好一点?不要特别地衡量哪个影响力大一点,不要把什么事都去量化。
顺其自然的去生活
我现在几乎很少上微博或发朋友圈。过去,我几乎有点偏执地把运营微博变成人生的一部分,把获取粉丝当作游戏来玩。现在看来都是很功利、无聊的事情。所以现在会把一切都看淡,有些东西看不到就不会心烦,不心烦就不会有负能量,没有负能量身体的压力就会减轻,抵抗力就好,抵抗力好癌症就不会找我。如果今天有很不好的事情,我基本上不会理他。
但我还是会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分享出去。比如生病后我发了几条感悟,不会因为希望更多人看到,就去营造推广。真诚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是可以的,适度而止,但是我不会想尽办法让最多的人看到。
这次回来工作是因为身体已经没有肿瘤了,我自己认为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工作,恢复50%是我的家人和医生觉得可以的。也许有人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,但是复发率就会变高。我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种状态,我太太每天都监督我,在微信上要我把晚饭拍照片发给她。
另外,我跟团队会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和分工。过去的17个月里,我是不管事的,一个礼拜参加一天的视频会议,视频会议相对轻松,我累了耳朵就不听了,他们也不期望我太多地参与,所以没有什么工作状态。这给了团队机会,过去问我的问题都自己决定了,而且结果很好。回来我提议,不会插手他们的决策。
但是这个团队还是需要一个精神领袖,我回来大家就安心了。我会把我们公司的战略方向,创新工场为什么存在,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机构,每个人怎么样的参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等等,这些与大家分享,这是一个领导应该做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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